没有实业支撑的金融市场其发达只是泡沫,而这种不健康的“发达”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资金和人力大量抽离实业,造成实体经济空心化蔓延,加速了泡沫的破灭速度。楼市暴跌,是金融泡沫破灭的后果之一。温州的金融体制改革,作为中国金改的试验区,必须有着更长远而全局的设计与考虑。资金困难束缚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事实的一方面,而资金来得“太容易”催生投机性行业,则是事实不容忽视的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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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终结非正常上访,首先要终结“非正常执法”和“非正常行政”;要终结非正常上访,就必须认真处理“正常上访”者所提出的问题,防止“正常上访”发展成非正常上访。按照现行有关上访的规定,如果上述已被执行枪决的聂树斌的亲属仍要为聂树斌案追求一个迟到的公正,那么,这种追求无疑已属非正常上访的范围。因此,“建立健全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实可作为倒逼终结“非正常执法”和“非正常行政”的一个起点。
“两会”的代表、委员来自各个阶层、各个界别。在“两会”的制度设计中,代表和委员都被赋予了相应的代表性。代表性,是“两会”的代表和委员参政议政的基础,是代表之所以为代表、委员之所以为委员的根据。也正是这样的代表性,决定了参加“两会”的代表和委员必须具备参政议政所需要的听取和归纳公众意见、准确提炼民众关切的焦点问题的政治技巧,必须具备由小见大的政治视野和一定的政治法律知识。
中国的楼市价格失衡,其结果当然可用市场的标准来衡量之,但造成收入房价比失衡的原因却绝非尽是市场的原因,而是多重“场外”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异常明显的因素就在于政府操作土地价格、众多银行违规违法“输血”放贷,以及为数不少的腐败官员在房地产市场炒房洗钱。显然,这些“场外”因素,并非上述32条措施所能约束得了的。众所周知,土地价格与地方政府的债务、与官员的政绩、甚至与GDP息息相关。
如果要真正要限制权力、约束权力,那么,国家预、决算的审议和批准机关就应该为国家权力机构定制一条制式的腰带,紧紧勒住权力的“腰围”,而不能只为权力提供一条任由其“腰围”无限膨胀的松紧带。显然,大部制改革和精简机构,只是改革的第一步。接下来,要限制住权力机构膨胀本能,就必须为权力机构制定刚性的预算。预算“硬”了,负责预、决算的机构“硬”了,权力结构才有可能发生变革,大部制改革才能获得推力。
一味指责游客不文明是无益的,因为在脏乱差又缺乏管理的环境中,很容易令人放纵,有时候这种放纵甚至是报复性的。北京和其他相似的旅游城市必须修炼内功,加强管理,以自己的文明引导游客的意识,而不是用自己的文明缺失诱导游客胡作非为。很多时候,教育因素只有在管理完备的情况下才起作用,而在管理缺失时,教育因素就会钝化甚至成为负能量。这就像有人问“为什么外国人到了中国也不遵守交通法规”一个道理。
说到底,院士迷恋以及与此相类似的执着实际上都是特权身份迷恋,当官也好,做院士也罢,一旦得手便不抛弃不放弃,老而弥坚。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建立和完善强硬的退休制度。对退休后的全面保障是让更多人可以退下来的基础。还应该建立更客观更准确的业绩评价机制,让做事的人站到前排。应避免按名分、名气、资历划分项目的传统作法,改“名”正言顺为“事”正言顺,让更多的年轻人走上前台,把真正想办该办的事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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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学期开始,武汉科技大学出台《学生聚餐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学院各班级团体等组织需要聚餐,应提前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请,填写《聚餐审批表》。 曾轰动全国的东莞石排“25年免费教育”政策走到了终点。石排免费教育政策将进行优化,将教育政策由原来的普惠型优化为注重奖教奖学,帮困助学。 “我们的名字、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还有采取哪种避孕方式,统统都公布出来,太不尊重个人隐私了。”东莞某村公告栏张贴着村里已婚妇女的详细信息。 深圳一家庭资助1名贫困小学生直到初三毕业。后来孩子到广东打工,聊天时说“谢谢阿姨每学期提供40元生活费”,捐助人惊讶,寄给孩子的至少是10倍! 湖北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曾被安排到省政府讲课,叶青未开车而是骑的自行车,警卫将其拦在大门外。一般领导开会都是把车停在门口,领导开完会坐车离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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