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须以正义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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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网评论员:昨天(3月3日)全国政协开幕式上的政协十一届常委会工作报告,是政协组织所具政治功用的最重要展示。

这份工作报告,罗列了政协十一届常委会在过去5年所作的工作。按照报告所说,“过去五年,全国政协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和管理,全国政协召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专题协商会,提出发挥城乡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和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加强法律职业队伍建设等建议,为党和政府完善社会管理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由此可见,“建立健全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是全国政协“提出……等建议”之一项。这项建议,可以说是抓住了社会的焦点和热点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上访,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一个现象。在中国,古之“击鼓生堂”、“拦轿诉冤”等没有考证依据的传说,以“高于生活”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为传递介子,世代深嵌在企求社会公正和正义的大众心中。在实现社会公正和正义的制度背景缺失或不完整、不完善的情况下,程序性和实体性制度的长久缺位或显见瑕疵就会为上访生产出无尽的凭籍、理由和借口。并且,以追求个体公正为目的的上访,常常会在社会成员中引起广泛的同情和共鸣。这种同情和共鸣,正是上访与“维稳”存在尖锐而直接冲突的原因所在。

上访的终结,在于实现社会公正与正义的程序性和实体性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在于这些制度的正常运作。从立法角度而言,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建设法治国家也仍然是政府追求的政治目标。实现这个目标,不仅需要法律体系的形成,更需要把立法者写在纸上的法律变成现实中“活的法律”。而所谓“活的法律”,就是司法机关严格地适用法律,公正地执行法律。

在现实中,司法机关在执行法律时的瑕疵和显见不公,严重地影响了公众对司法体系以及社会公正与正义的信心。每一个不公正的司法结果的产生和存在,都会使司法程序中的当事人怀疑司法过程及其结果。而对司法结果的怀疑、不满和不服,正是上访者之所以上访的最普遍和最重要的因由。在这样的案件中,尤以河北聂树斌案为甚。这起发生在上个世纪的1994年、真凶现身于2005年、最高法院在2007年给上访人答复、去年“两会”被记者提起追问的天大冤案,直至今天仍没有个结果!

显然,要终结非正常上访,首先要终结“非正常执法”和“非正常行政”;要终结非正常上访,就必须认真处理“正常上访”者所提出的问题,防止“正常上访”发展成非正常上访。按照现行有关上访的规定,如果上述已被执行枪决的聂树斌的亲属仍要为聂树斌案追求一个迟到的公正,那么,这种追求无疑已属非正常上访的范围。因此,“建立健全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实可作为倒逼终结“非正常执法”和“非正常行政”的一个起点。

实际上,从建设法治国家的角度讲,要实现社会公正和正义,不仅要“建立健全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而且还要让普遍存在、人数众多、连年不绝的“正常上访”尽快终结。上访不绝,实则是法治不畅的反映;法治不畅,则必有众多个案不公;个案不公,当然也就难言社会公正与正义的充分实现。

如果“建立健全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能够带来相应的社会治理机制与制度的进步,那么,政协的政治作用就落脚在了社会现实。

(转载请注明来源“光明网”,作者“光明网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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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邬庆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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